早上好吖～[太开心][太开心]
小可爱们[打call][打call]
今天小团为大家带来一本书《蒙田随笔》
《蒙田随笔》是法国人文主义作家米歇尔·蒙田创作的随笔集，于1580-1587年分三卷在法国先后出版。该作内容包罗万象，融书本知识和生活经验于一体，是16世纪各种知识的总汇，有“生活的哲学”之称。
他表达了人文主义对现实生活的肯定：“我热爱生活”，“我全身心地接受它并感谢大自然为我而造就的一切”。[爱你][爱你]
总之一句话，蒙田希望通过《蒙田随笔》把“人”的本来面目、“人”的能力限度通过“我”表现出来。“我”即“人性”，蒙田把人性看做最崇高、最神圣的概念。
希望小可爱们可以爱生活，爱自己[抱抱][抱抱]
团委宣传部：栾文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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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小团为大家带来一本书《蒙田随笔》
《蒙田随笔》是法国人文主义作家米歇尔·蒙田创作的随笔集，于1580-1587年分三卷在法国先后出版。该作内容包罗万象，融书本知识和生活经验于一体，是16世纪各种知识的总汇，有“生活的哲学”之称。
他表达了人文主义对现实生活的肯定：“我热爱生活”，“我全身心地接受它并感谢大自然为我而造就的一切”。[爱你][爱你]
总之一句话，蒙田希望通过《蒙田随笔》把“人”的本来面目、“人”的能力限度通过“我”表现出来。“我”即“人性”，蒙田把人性看做最崇高、最神圣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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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委宣传部：栾文慧
#读书[超话]#
每天学一点哲学（系列）
智者的思考，不分时代，你我皆可用来反思人生。
四、现代哲学
69、列维★斯特劳斯——兼顾存在与结构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公元1908年11月28日—公元2009年10月30日），法国作家、哲学家、人类学家，结构主义人类学创始人和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区，逝世于法国巴黎，享年100岁。生前曾出访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日本和朝鲜等国，被认为是“所有流派（和无流派）思想者的财富”，被国际人类学界公认的最有权威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类亲属关系、古代神话以及原始人类思维本质三大方面，他把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研究纳入自己的神话研究当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结构主义神话学。
青年时代爱好哲学，醉心于卢梭、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思想。
《结构人类学》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代表作之一，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同时，这又是作者在不同时期发表在不同刊物上的文章的汇编，每章都可独立成篇。本书只选译了其中与文艺关系较密切的三编：《宗教与巫术编》、《艺术编》和《神话与仪式编》。《巫术与宗教编》研究的不是巫术宗教与文艺的关系，而是巫术的结构，它发挥功能的机制和效应，还有宗教神话的结构，非常著名的俄狄浦斯神话分析就缘于此。在《艺术编》中，列维-斯特劳斯力图解释在时间、地理上相距遥远的四种原始艺术之间的相似。《神话与仪式编》则给出了神话的共性。
《图腾制度》本书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作品中最具人类学特点的著作，其主题是通过对图腾制度的考察来讨论人类的思维活动类型，作者认为，通过图腾制度，动物物种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区分系统或曰符号系统，动物的区分系列成为社会区分系列的图示。甘奈普误解了博厄斯的论题，博厄斯想说的是，在社会的层面上，体系的形态是图腾制度的必要条件。这也是图腾制度为何把爱斯基摩人排除在外的原因，因为爱斯基摩人的社会组织是非体系化的，图腾制度必须以单系继嗣为前提，因为单单这一点就是结构性的。这样的体系必须得求助于动物和植物的名称，它是采用不同称谓方法的一个特殊情形，无论有何种类型的指称，其性质始终是一样的。
《神话学》一共分为四卷本。第一本是《神话学：生食和熟食》，在本书中，斯特劳 斯试图以生的与煮熟的、新鲜的与腐败的、湿的与干的等对立的烹饪及感官特质建立一套严谨的逻辑架构。“生/熟”这个对立组是一再出现的主题：前者属于自然的范畴，后者属于文化的范畴。这两个范畴的差异及变换以火的发现为指涉的焦点。第二本是《神话学：从蜂蜜到烟灰》，斯特劳斯通过对新的神话，包括第一卷里已提到过的神话继续作结构分析，并运用“新的观点”，显示神话思维能超越第一卷表明的经验层面，进到抽象概念的层面，即他所说的从“性质的逻辑”进到“形式的逻辑”，所运用的范畴则从可感觉性质的范畴——“生和熟、新鲜和腐烂、干和湿”——进到形式的范畴——“虚空和充实、容器和内容、内和外、包含和排除”。第三本是《神话学：餐桌礼仪的起源》：分析有关礼仪的神话，探究印第安人表达时间之连续性及不连续性的方式.。李维斯陀在此声称：一个文化用以表达思考的各种体系或代码具有逻辑的一致性。第四本是《神话学：裸人》作者在创造性地坚持在神话研究中把逻辑数学工具运用于结构分析之余，还把西方文明的“科学知识”放到文化史和民族文化的背景中去考量。他表明，一方面，神话的“深层逻辑”包括着产生各民族社会自己的“原本话语”的规则，而这正是“科学知识”的“绝对优越性”所系，也正是神话逻辑结构分析及其方法的根据所在，任何“文化相对主义”在此都无置喙之地。
萨特与他的辩论旷日持久，影响了半个世纪。
萨特对他的结构主义深恶痛绝，愤起反击。
我亦厌恶他的结构主义学说，我怕由他而起的结构主义学说，会把人文哲学引入死胡同或坠入无底深渊。
每天学一点哲学（系列）
智者的思考，不分时代，你我皆可用来反思人生。
四、现代哲学
69、列维★斯特劳斯——兼顾存在与结构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公元1908年11月28日—公元2009年10月30日），法国作家、哲学家、人类学家，结构主义人类学创始人和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区，逝世于法国巴黎，享年100岁。生前曾出访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日本和朝鲜等国，被认为是“所有流派（和无流派）思想者的财富”，被国际人类学界公认的最有权威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类亲属关系、古代神话以及原始人类思维本质三大方面，他把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研究纳入自己的神话研究当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结构主义神话学。
青年时代爱好哲学，醉心于卢梭、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思想。
《结构人类学》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代表作之一，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同时，这又是作者在不同时期发表在不同刊物上的文章的汇编，每章都可独立成篇。本书只选译了其中与文艺关系较密切的三编：《宗教与巫术编》、《艺术编》和《神话与仪式编》。《巫术与宗教编》研究的不是巫术宗教与文艺的关系，而是巫术的结构，它发挥功能的机制和效应，还有宗教神话的结构，非常著名的俄狄浦斯神话分析就缘于此。在《艺术编》中，列维-斯特劳斯力图解释在时间、地理上相距遥远的四种原始艺术之间的相似。《神话与仪式编》则给出了神话的共性。
《图腾制度》本书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作品中最具人类学特点的著作，其主题是通过对图腾制度的考察来讨论人类的思维活动类型，作者认为，通过图腾制度，动物物种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区分系统或曰符号系统，动物的区分系列成为社会区分系列的图示。甘奈普误解了博厄斯的论题，博厄斯想说的是，在社会的层面上，体系的形态是图腾制度的必要条件。这也是图腾制度为何把爱斯基摩人排除在外的原因，因为爱斯基摩人的社会组织是非体系化的，图腾制度必须以单系继嗣为前提，因为单单这一点就是结构性的。这样的体系必须得求助于动物和植物的名称，它是采用不同称谓方法的一个特殊情形，无论有何种类型的指称，其性质始终是一样的。
《神话学》一共分为四卷本。第一本是《神话学：生食和熟食》，在本书中，斯特劳 斯试图以生的与煮熟的、新鲜的与腐败的、湿的与干的等对立的烹饪及感官特质建立一套严谨的逻辑架构。“生/熟”这个对立组是一再出现的主题：前者属于自然的范畴，后者属于文化的范畴。这两个范畴的差异及变换以火的发现为指涉的焦点。第二本是《神话学：从蜂蜜到烟灰》，斯特劳斯通过对新的神话，包括第一卷里已提到过的神话继续作结构分析，并运用“新的观点”，显示神话思维能超越第一卷表明的经验层面，进到抽象概念的层面，即他所说的从“性质的逻辑”进到“形式的逻辑”，所运用的范畴则从可感觉性质的范畴——“生和熟、新鲜和腐烂、干和湿”——进到形式的范畴——“虚空和充实、容器和内容、内和外、包含和排除”。第三本是《神话学：餐桌礼仪的起源》：分析有关礼仪的神话，探究印第安人表达时间之连续性及不连续性的方式.。李维斯陀在此声称：一个文化用以表达思考的各种体系或代码具有逻辑的一致性。第四本是《神话学：裸人》作者在创造性地坚持在神话研究中把逻辑数学工具运用于结构分析之余，还把西方文明的“科学知识”放到文化史和民族文化的背景中去考量。他表明，一方面，神话的“深层逻辑”包括着产生各民族社会自己的“原本话语”的规则，而这正是“科学知识”的“绝对优越性”所系，也正是神话逻辑结构分析及其方法的根据所在，任何“文化相对主义”在此都无置喙之地。
萨特与他的辩论旷日持久，影响了半个世纪。
萨特对他的结构主义深恶痛绝，愤起反击。
我亦厌恶他的结构主义学说，我怕由他而起的结构主义学说，会把人文哲学引入死胡同或坠入无底深渊。
【中国2020年六大考古新发现公布 最早海岸贝丘遗址等入选】值此三星堆考古新发现引发广泛关注之际，26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又重磅发布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包括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典型海岸贝丘遗址——“浙江余姚市井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等6个入选项目，以及7个入围项目和1个国外考古新发现项目。
中国2020年六大考古新发现公布 最早海岸贝丘遗址等入选
中新社报道，入选2020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的项目分别是：
——浙江余姚市井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井头山遗址是目前在浙江省和长三角地区发现的首个贝丘遗址，也是目前所见中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典型海岸贝丘遗址（距今8300年至7800年），考古发掘表明余姚、宁波乃至浙江沿海地区是中国海洋文化发源的重点区域。出土遗存和所处地理环境表明河姆渡文化直接来源于宁波沿海地区，由此把余姚和宁波的人文历史源头在河姆渡文化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
——河南巩义市双槐树新石器时代遗址。双槐树遗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经过精心选址的都邑性聚落遗址，聚落结构布局基本清晰，发现大型祭祀坑、窖藏坑、陶窑、房址等文化遗迹。遗址墓葬区内发现的夯土祭台遗迹，系仰韶文化遗址的首次发现，发现的大量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充分证明，5300多年前的中原地区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
——湖北武汉市郭元咀商周遗址。郭元咀遗址以商代至春秋时期文化遗存为主，发掘出土大量与铸铜有关的遗迹和遗物，是长江中游地区近年保存最为完好、内涵最为丰富的商代铸铜遗址，其实验室分析工作初步揭示洹北时期长江中游地区铸铜技术与中原都邑的密切关联。
——宁夏彭阳县姚河塬西周遗址。姚河塬是宁夏南部及泾水上游地区首次发现的一处大型西周诸侯国都邑城址，遗址内发现的遗存遗物，反映了商周之际宁夏南部地区出现过复杂的人群转换及文化变迁，成为研究陇山地区与相关区域考古学文化广泛交流和联系的重要线索，也为了解西周国家的政治格局、周王朝与西北边陲地区的关系提供珍贵的新资料。
——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唐代烽燧。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始筑年代为唐代，在唐代被称为沙堆烽，同时也是一处游弈所的治所，属于焉耆镇东境军事防线——“楼兰路”上的一处基层军事管理机构。该遗址的发掘实证唐王朝对西域的有效统治，填补了历史文献关于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下军镇防御体系记载的空白，为了解大唐西域军镇镇防体系、唐代军事制度、边塞军事生活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对敦煌吐鲁番学、文献版本学、书法艺术史等方面的研究也将有极大促进作用。
——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该墓葬出土银印章一枚，由骆驼和古藏文组成，藏文大体意思是“外甥阿柴王之印”。根据印章可知，墓主人是阿柴王（吐谷浑王），而且自称为吐蕃外甥，与敦煌文献记载相合，是吐蕃时期吐谷浑与吐蕃政治联姻的重要物证。通过科学发掘，确认2018血渭一号墓为热水墓群结构最完整、墓室最复杂的高等级墓葬。地上墓园建筑、棺床以及主墓室东西两壁用涂红彩的斗拱装饰，这些元素带有明显中原文化特征；墓葬出土的木构建筑模型，与道教相关的五色石、大量中原的丝织物，充分证明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作用，体现了中原文化强大的辐射力及影响力。
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的7个入围项目包括：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旧石器时代遗址、河南周口市淮阳时庄遗址、甘肃宁县石家及遇村两周聚落遗址、西藏札达县桑达隆果墓地、江苏徐州市土山二号汉墓、内蒙古武川县坝顶北魏祭天遗址、浙江台州市黄岩沙埠北宋中晚期窑址。
中埃联合考古项目获选为中国2020年国外考古新发现
此外，中埃联合考古项目——埃及卡尔纳克孟图神庙遗址项目，获选为中国2020年国外考古新发现。
北京《光明日报》报道，坐落于埃及南部古城卢克索北部的孟图神庙遗址，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是卢克索最负盛名的卡尔纳克神庙的一部分，1979年，卡尔纳克神庙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018年11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埃及文物部的考古工作者在埃及卢克索地区卡尔纳克北的孟图神庙遗址上举行了简短的开工仪式，中埃历史上首个联合考古项目正式启动。
在2018至2019季度中，考古队主要针对神庙区范围进行清理，包括除草、拆除残破的晚近建筑、移除以前发掘工作形成的堆土等。同时也新建了项目组的工作区域，为项目的后期运作提供了物质基础。另外，联合考古队还对神庙区及周边进行了详细的踏查，初步掌握了遗址范围内建筑遗迹的分布情况、保存状况、已经出土的带铭文或刻划的建筑构件的保存情况等，对相关建筑进行了三维建模和测绘。
进入2019年，真正的发掘工作开始了。在2019-2020季度，发掘工作分两个区域进行。第一个区域主要是针对遗址西南部分的奥西里斯小神殿区的发掘，完整揭露了六座神殿中的第三座小神殿，也发现了泥砖围墙等附属建筑，获得了一批包括石雕像、青铜奥西里斯雕像在内的重要遗物，为研究古埃及奥西里斯神崇拜补充了新资料。第二个区域主要针对遗址东部的孟图神庙和玛阿特神庙接合部开展工作，发掘区内出土了泥砖垒砌的墙体和地面，在泥砖上发现了古埃及新王国时期阿蒙霍特普三世的登基名印记，为确定孟图神庙的建筑年代提供了确切证据。
联合考古项目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贾笑冰称，中埃两国均有着灿烂的古代文明，但两个古老文明在表现形式、形成机制方面又有所不同。这决定了两国考古研究在理念、方法上存在差异。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有从中原中心论向满天星斗、重瓣花朵论的发展过程。这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有着各自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的机制和特点，时间点也有所不同，但这些文明最终都融入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的进程。这决定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更为多样化、研究手段更为丰富。近些年，随着学科发展，众多自然科学手段在考古学研究中的运用越来越多，多学科综合研究成为特色，这些都是可以逐步运用到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优势。
而从学科传统来看，自从法国学者商博良破译罗塞塔石碑和圣书体文字、建立埃及学以来，由于古埃及文明有着丰富的文字资料，因此埃及考古学更偏重于铭文研究。贾笑冰指出，相比之下中国更主要使用考古学的层位学、类型学构建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他希望今后中埃双方能把这两种传统整合起来，进一步推动埃及考古学发展。
贾笑冰认为，此次赴埃及考古发掘与研究是中国考古学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考古学首次进入世界另外一个古老文明腹地从事研究，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从认识客体的角度讲，研究埃及考古学和古埃及文明，对认识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形成具有较大参考意义，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认识主体的角度讲，真正在实践中了解另一个学术传统和系统，对中方自身的考古学学科发展也有促进作用。#侨报新闻速递# https://t.cn/A6cPlzOF
中国2020年六大考古新发现公布 最早海岸贝丘遗址等入选
中新社报道，入选2020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的项目分别是：
——浙江余姚市井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井头山遗址是目前在浙江省和长三角地区发现的首个贝丘遗址，也是目前所见中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典型海岸贝丘遗址（距今8300年至7800年），考古发掘表明余姚、宁波乃至浙江沿海地区是中国海洋文化发源的重点区域。出土遗存和所处地理环境表明河姆渡文化直接来源于宁波沿海地区，由此把余姚和宁波的人文历史源头在河姆渡文化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
——河南巩义市双槐树新石器时代遗址。双槐树遗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经过精心选址的都邑性聚落遗址，聚落结构布局基本清晰，发现大型祭祀坑、窖藏坑、陶窑、房址等文化遗迹。遗址墓葬区内发现的夯土祭台遗迹，系仰韶文化遗址的首次发现，发现的大量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充分证明，5300多年前的中原地区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
——湖北武汉市郭元咀商周遗址。郭元咀遗址以商代至春秋时期文化遗存为主，发掘出土大量与铸铜有关的遗迹和遗物，是长江中游地区近年保存最为完好、内涵最为丰富的商代铸铜遗址，其实验室分析工作初步揭示洹北时期长江中游地区铸铜技术与中原都邑的密切关联。
——宁夏彭阳县姚河塬西周遗址。姚河塬是宁夏南部及泾水上游地区首次发现的一处大型西周诸侯国都邑城址，遗址内发现的遗存遗物，反映了商周之际宁夏南部地区出现过复杂的人群转换及文化变迁，成为研究陇山地区与相关区域考古学文化广泛交流和联系的重要线索，也为了解西周国家的政治格局、周王朝与西北边陲地区的关系提供珍贵的新资料。
——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唐代烽燧。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始筑年代为唐代，在唐代被称为沙堆烽，同时也是一处游弈所的治所，属于焉耆镇东境军事防线——“楼兰路”上的一处基层军事管理机构。该遗址的发掘实证唐王朝对西域的有效统治，填补了历史文献关于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下军镇防御体系记载的空白，为了解大唐西域军镇镇防体系、唐代军事制度、边塞军事生活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对敦煌吐鲁番学、文献版本学、书法艺术史等方面的研究也将有极大促进作用。
——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该墓葬出土银印章一枚，由骆驼和古藏文组成，藏文大体意思是“外甥阿柴王之印”。根据印章可知，墓主人是阿柴王（吐谷浑王），而且自称为吐蕃外甥，与敦煌文献记载相合，是吐蕃时期吐谷浑与吐蕃政治联姻的重要物证。通过科学发掘，确认2018血渭一号墓为热水墓群结构最完整、墓室最复杂的高等级墓葬。地上墓园建筑、棺床以及主墓室东西两壁用涂红彩的斗拱装饰，这些元素带有明显中原文化特征；墓葬出土的木构建筑模型，与道教相关的五色石、大量中原的丝织物，充分证明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作用，体现了中原文化强大的辐射力及影响力。
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的7个入围项目包括：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旧石器时代遗址、河南周口市淮阳时庄遗址、甘肃宁县石家及遇村两周聚落遗址、西藏札达县桑达隆果墓地、江苏徐州市土山二号汉墓、内蒙古武川县坝顶北魏祭天遗址、浙江台州市黄岩沙埠北宋中晚期窑址。
中埃联合考古项目获选为中国2020年国外考古新发现
此外，中埃联合考古项目——埃及卡尔纳克孟图神庙遗址项目，获选为中国2020年国外考古新发现。
北京《光明日报》报道，坐落于埃及南部古城卢克索北部的孟图神庙遗址，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是卢克索最负盛名的卡尔纳克神庙的一部分，1979年，卡尔纳克神庙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018年11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埃及文物部的考古工作者在埃及卢克索地区卡尔纳克北的孟图神庙遗址上举行了简短的开工仪式，中埃历史上首个联合考古项目正式启动。
在2018至2019季度中，考古队主要针对神庙区范围进行清理，包括除草、拆除残破的晚近建筑、移除以前发掘工作形成的堆土等。同时也新建了项目组的工作区域，为项目的后期运作提供了物质基础。另外，联合考古队还对神庙区及周边进行了详细的踏查，初步掌握了遗址范围内建筑遗迹的分布情况、保存状况、已经出土的带铭文或刻划的建筑构件的保存情况等，对相关建筑进行了三维建模和测绘。
进入2019年，真正的发掘工作开始了。在2019-2020季度，发掘工作分两个区域进行。第一个区域主要是针对遗址西南部分的奥西里斯小神殿区的发掘，完整揭露了六座神殿中的第三座小神殿，也发现了泥砖围墙等附属建筑，获得了一批包括石雕像、青铜奥西里斯雕像在内的重要遗物，为研究古埃及奥西里斯神崇拜补充了新资料。第二个区域主要针对遗址东部的孟图神庙和玛阿特神庙接合部开展工作，发掘区内出土了泥砖垒砌的墙体和地面，在泥砖上发现了古埃及新王国时期阿蒙霍特普三世的登基名印记，为确定孟图神庙的建筑年代提供了确切证据。
联合考古项目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贾笑冰称，中埃两国均有着灿烂的古代文明，但两个古老文明在表现形式、形成机制方面又有所不同。这决定了两国考古研究在理念、方法上存在差异。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有从中原中心论向满天星斗、重瓣花朵论的发展过程。这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有着各自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的机制和特点，时间点也有所不同，但这些文明最终都融入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的进程。这决定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更为多样化、研究手段更为丰富。近些年，随着学科发展，众多自然科学手段在考古学研究中的运用越来越多，多学科综合研究成为特色，这些都是可以逐步运用到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优势。
而从学科传统来看，自从法国学者商博良破译罗塞塔石碑和圣书体文字、建立埃及学以来，由于古埃及文明有着丰富的文字资料，因此埃及考古学更偏重于铭文研究。贾笑冰指出，相比之下中国更主要使用考古学的层位学、类型学构建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他希望今后中埃双方能把这两种传统整合起来，进一步推动埃及考古学发展。
贾笑冰认为，此次赴埃及考古发掘与研究是中国考古学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考古学首次进入世界另外一个古老文明腹地从事研究，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从认识客体的角度讲，研究埃及考古学和古埃及文明，对认识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形成具有较大参考意义，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认识主体的角度讲，真正在实践中了解另一个学术传统和系统，对中方自身的考古学学科发展也有促进作用。#侨报新闻速递# https://t.cn/A6cPlz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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