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寻迹#【#与首钢齐名的京棉从文创C位出道#】在上世纪50年代，北京工业版图中曾有“一黑一白”之说，“一黑”指首钢，与其并肩的“一白”便是京棉。作为当时的新兴支柱产业，棉纺织业打一出道，便是妥妥的C位。根据首都战略发展的需要，金字招牌京棉历经发展、转型、重组，最后退出历史舞台。如今，京棉旧址作为工业遗存转型文创园，再度“C位出道”。人们徜徉其中，既可感受其华丽转身，更可汲取其腾笼换鸟、再立潮头的改革勇气。
首都工业战线上的新军
1954年8月，北京东郊一望无际的青纱帐中，一座崭新的工厂拔地而起。深灰色的高大厂房拥有5万纱锭、1千多台织布机，厂房外，三三两两的建筑工人正在修建庭院花池。这里，便是即将正式开工投产的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这座棉纺织厂一年生产的纱布，可满足近千万人的需要。
京棉一厂的建厂速度不一般：从1953年3月开始设计，1954年4月就进入了试车生产阶段。当时，有着30多年纺织业工作经验的总工程师李宪章感叹道，建设一座同样规模的纺织厂，即便在国外也得三五年，京棉一厂“简直是个奇迹”。
这个奇迹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创造的。
京棉一厂筹建处主任杨慧洁告诉本报记者，建厂过程中曾委托青岛梭管厂代制一批纱管。谁都知道，对于一个生产管理已上轨道的工厂来说，当它的生产任务已经排好时，额外加货是很麻烦的事，更何况这批纱管的规格与该厂现有产品不同，连工具都需要重新设计制造。但一听说是支援北京的工业建设，青岛梭管厂欣然接受了这批紧急订货，并且按期赶制出来。
其他兄弟厂也纷纷伸出援手：缺乏工具，天津的棉纺厂把自用工具调配进京；没有组织管理经验，西北的棉纺厂传授经验；需要技术力量，上海和青岛的棉纺厂送来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为北京培训工人。
继京棉一厂之后，规模更大的国营北京第二棉纺织厂、国营北京第三棉纺织厂相继建成。其中，京棉三厂的产品品种除“京棉”牌白布和细布以外，还有本市从来没有大批生产过的纱哔叽、纱直贡，适合印染成各种色布、花布，可供市民做春秋装或冬装。
1953年到1957年，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是发展工业。在首都城市区域规划中，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纺织工业必不可少。这3个新建棉纺织厂形成了北京现代纺织工业的雏形。自此，印有“京棉”字样、比五福布还要细密的平纹细布，开始一卡车一卡车运往城里。
产业链成型跻身全国前列
北京兴建现代化棉纺织厂的时期，也是全国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1956年，全国纺织工业系统有13个工厂动工兴建，其中棉纺厂就有9个，占据大半江山。这些工厂建成以后，过去纺织工业基础薄弱的城市，如北京、郑州等地，均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纺织工业区。（1956年4月11日《北京日报》1版，《纺织系统今年将兴建十三个工厂》）
国内工业对于纺织业的重视，除了为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要之外，也是对多年来纺织业积弱的抗争。1956年，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荣毅仁向记者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国内纺织业的窘境，“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黄浦江里停满了美国兵舰，美国货像海潮一样地涌来，我们的棉纺厂用的大部分是美国棉花，中国的工业破产，农村破产。”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城市更不必提。
而新中国用6年时间扭转了局面。农村土地改革让棉花产量快速提高，中国的纱厂不再依靠外国的棉花。随着纺织行业新工厂的出现，北京也逐步由一个古老的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
1957年4月，中纺公司北京采购供应站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不再只是一个棉布消费城市，随着外销市场的打开，京棉的销售版图已扩展到16个省，其中浅线呢、毛蓝粗布和特字普鲁褥面等产品最为走俏，颇受消费者喜爱。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北京纺织工业已成气候，棉、毛纺织生产水平跻身国内前列，产品大量出口，成为创汇大户。1963年，北京纺织行业举办了一次质量评比，结果显示，北京生产的棉布和精纺毛织品分别有88%和96%以上是一等品；在全市21种主要纺织品中，有7种达到国内优质产品水平。
这些变化说明：北京纺织工业经历了一个由极不完整到比较完整，纺织品品种由少到多，质量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已今非昔比。
京棉巨轮开启产业转型之旅
到1979年时，与京西十里钢城遥遥相对的京东，已是绵延数里的“纺织城”。朝阳八里庄是京东“纺织城”的中心，纺织研究所、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京棉三厂等都在这里。这一年，北京产品在全国纺织工业名牌产品评比会上位居前三，其中，冰山牌漂白的确良荣获了金牌产品的称号。全市纺织工业一年上缴的利税，占全市财政收入的10%。（1979年9月21日《北京日报》3版，《漫步京东“纺织城”》）
1979年北京展销会上，京棉三厂生产的京棉牌纯棉宽幅平布亮相。
优秀的成绩掀起市场上的“棉纺热”，但首都工业需要更优化的发展。1981年，北京市工业系统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轻纺工业。具备“首都特点”的棉纺织产业，首要的就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不断丰富首都市场。据市纺织局统计，当年1—7月试制新产品38种，生产的新花色、新品种达6206种。棉纱一等一级品率、精纺毛织品和毛线入库一等品率、丝织品一等品率，与1980年同期相比均有提高。
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明确，北京的工业建设规模要严加控制，工业发展主要依靠技术进步。
京棉二厂论规模曾是“中国之最”，论反应也最快。该厂迅速做出调整，将生产“三高一难”，即高档次、高质量、高附加值、有一定生产难度的产品定为目标，并且率先实现按国际质量标准组织生产，让国际上备受欢迎的“无接头纱”首次在中国“落了户”。
上世纪90年代，京棉一厂生产的高级府绸、京棉二厂生产“铜亭”牌纯棉精梳纱闻名全国，另外还有“景山”牌棉纱、“灯笼”牌氨纶纱、“珍珠”牌坯布等产品在国际纺织制造业名列前茅。
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北京作为首都在上世纪80年代就摸索实践的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有了更明确的思路。
北京纺织城所在地原来是地广人稀的东郊，但随着城市化的扩展，已成为人口密集区，显然不再适合设置工厂。按照北京工业布局的新规划，1997年京棉一厂、二厂、三厂整合为北京京棉集团，厂房设在顺义。从此，八里庄一带不再有纺织车间的机器轰鸣声，取而代之的是鑫帝大厦、华堂商场等商业设施，北京纺织业进入了世纪之交的转型期。
顺应时代之变，北京仍在与时俱进。
1998年北京市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以纺织行业棉纺压锭减员增效为突破口，推动工业的调整和发展”作为国企解困的思路。当年4月13日，北京棉纺集团首批一万锭落后细纱机，当着各有关部门监销员的面，被倒入转炉红通通的炉膛中……此举打响了京城压缩棉纺纱锭的“第一炮”，拉开了以纺织为突破口，实现国有企业脱困与改革目标攻坚战的序幕。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沿市场化方向深入推进，京棉巨轮通过兼并、转移、破产等途径，开启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之旅。先是北京印染厂、纺织机械厂，而后是京棉一厂、京棉三厂，最后，盛极一时的京棉二厂也在2006年进行改革重组。
“老纺织”转身文创再立潮头
2008年8月，一则“京棉二厂老厂址要建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消息引发人们关注。原本京棉二厂的土地也计划像京棉一厂、三厂那样进行房地产开发，一次性收益颇丰，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呢？
京棉集团将目光投向文创产业，与当时工业遗存资源保护和再利用愈加受到重视有关。
2004年北京总规第五次修编后，明确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工业资源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结合，与首都功能定位相符。2007年11月，北京市工促局、规划委、文物局联合发布了《北京市保护利用工业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指导意见》，探讨建立工业遗产的评价标准和认定机制，对其进行保护。（2008年1月23日《北京日报》5版，《工业遗迹将登文保名录》）
北京市规划委相关负责人透露，改建文化创意产业园，一方面可以保护工业文化遗存，延续城市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可实现产业升级，获得长期收益。
2011年9月，占地面积相当于半个798园区的原京棉二厂重新开放，变身为容纳125家优质创意企业、年产值100亿元的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园仪式现场，大屏幕上密密麻麻排列着来头不小的入驻企业LOGO：昌荣传播公司、东方风行集团、安世亚太科技公司、华策影视公司……高端产业、国际化、总部型，是这些入驻企业的特色。
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将纺织业列入北京市坚决淘汰产业范围，“纺织”既不适应北京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也与北京城市战略定位不相符。2016年，北京纺织印染、服装加工生产业态全面转出北京地区。它们所属的老国企北京纺织控股，也宣布更名为时尚控股，走上了一条时尚之路。
抢先一步，便是不一样的天地。在“老纺织”纷纷退场的同时，京棉二厂已凭借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再度“C位出道”，成为老旧厂房华丽转身的典范。它既是新兴的创业和创意园区，也是北京城市文化的新景观。2015年10月，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从全市百余家园区中脱颖而出，入选北京市首批4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这意味着它在政策先行先试、资金优先扶持、搭建服务平台、优化人才服务、保障项目审批等方面将获得更加有力的支持。
2018年10月，来自20个国家23家媒体的记者来到朝阳区，参观转型升级后的老旧厂房。在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京棉二厂老厂房改造成为46栋花园式低密度工作室的创意、近百家文化创意企业在这里创造500亿元年产值的成绩，让外国记者赞叹不已。他们纷纷表示，要把中国经验带回自己的国家。
随着北京打造全国文化中心，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越来越多老旧厂房再利用的故事在北京上演。“东有莱锦，西有永乐”——这个“永乐”指的是位于丰台区造甲街的永乐文智园，其前身是京棉二厂分厂。昔日的老厂房，如今已成为一个集文创中心、全智能路演中心、办公、文化书店、文化产品交流展示、创意工作室、品牌商铺、特色餐饮、休闲健身等于一体的融合功能空间，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从位置上看，永乐文智园与丰台火车站相距仅1.2公里，随着丰台站站城一体化发展，它将成为城南地区新的文化亮点。（2021年2月18日《北京日报》2版，《65岁老棉纺厂编织“文创梦”》）
纺织，曾是首都工业的一面旗帜，是新中国对外展示的窗口。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它成为了北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排头兵。如今“老纺织”编织着新时代的“文创梦”，乘上东风，再立潮头。
（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首都工业战线上的新军
1954年8月，北京东郊一望无际的青纱帐中，一座崭新的工厂拔地而起。深灰色的高大厂房拥有5万纱锭、1千多台织布机，厂房外，三三两两的建筑工人正在修建庭院花池。这里，便是即将正式开工投产的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这座棉纺织厂一年生产的纱布，可满足近千万人的需要。
京棉一厂的建厂速度不一般：从1953年3月开始设计，1954年4月就进入了试车生产阶段。当时，有着30多年纺织业工作经验的总工程师李宪章感叹道，建设一座同样规模的纺织厂，即便在国外也得三五年，京棉一厂“简直是个奇迹”。
这个奇迹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创造的。
京棉一厂筹建处主任杨慧洁告诉本报记者，建厂过程中曾委托青岛梭管厂代制一批纱管。谁都知道，对于一个生产管理已上轨道的工厂来说，当它的生产任务已经排好时，额外加货是很麻烦的事，更何况这批纱管的规格与该厂现有产品不同，连工具都需要重新设计制造。但一听说是支援北京的工业建设，青岛梭管厂欣然接受了这批紧急订货，并且按期赶制出来。
其他兄弟厂也纷纷伸出援手：缺乏工具，天津的棉纺厂把自用工具调配进京；没有组织管理经验，西北的棉纺厂传授经验；需要技术力量，上海和青岛的棉纺厂送来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为北京培训工人。
继京棉一厂之后，规模更大的国营北京第二棉纺织厂、国营北京第三棉纺织厂相继建成。其中，京棉三厂的产品品种除“京棉”牌白布和细布以外，还有本市从来没有大批生产过的纱哔叽、纱直贡，适合印染成各种色布、花布，可供市民做春秋装或冬装。
1953年到1957年，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是发展工业。在首都城市区域规划中，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纺织工业必不可少。这3个新建棉纺织厂形成了北京现代纺织工业的雏形。自此，印有“京棉”字样、比五福布还要细密的平纹细布，开始一卡车一卡车运往城里。
产业链成型跻身全国前列
北京兴建现代化棉纺织厂的时期，也是全国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1956年，全国纺织工业系统有13个工厂动工兴建，其中棉纺厂就有9个，占据大半江山。这些工厂建成以后，过去纺织工业基础薄弱的城市，如北京、郑州等地，均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纺织工业区。（1956年4月11日《北京日报》1版，《纺织系统今年将兴建十三个工厂》）
国内工业对于纺织业的重视，除了为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要之外，也是对多年来纺织业积弱的抗争。1956年，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荣毅仁向记者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国内纺织业的窘境，“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黄浦江里停满了美国兵舰，美国货像海潮一样地涌来，我们的棉纺厂用的大部分是美国棉花，中国的工业破产，农村破产。”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城市更不必提。
而新中国用6年时间扭转了局面。农村土地改革让棉花产量快速提高，中国的纱厂不再依靠外国的棉花。随着纺织行业新工厂的出现，北京也逐步由一个古老的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
1957年4月，中纺公司北京采购供应站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不再只是一个棉布消费城市，随着外销市场的打开，京棉的销售版图已扩展到16个省，其中浅线呢、毛蓝粗布和特字普鲁褥面等产品最为走俏，颇受消费者喜爱。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北京纺织工业已成气候，棉、毛纺织生产水平跻身国内前列，产品大量出口，成为创汇大户。1963年，北京纺织行业举办了一次质量评比，结果显示，北京生产的棉布和精纺毛织品分别有88%和96%以上是一等品；在全市21种主要纺织品中，有7种达到国内优质产品水平。
这些变化说明：北京纺织工业经历了一个由极不完整到比较完整，纺织品品种由少到多，质量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已今非昔比。
京棉巨轮开启产业转型之旅
到1979年时，与京西十里钢城遥遥相对的京东，已是绵延数里的“纺织城”。朝阳八里庄是京东“纺织城”的中心，纺织研究所、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京棉三厂等都在这里。这一年，北京产品在全国纺织工业名牌产品评比会上位居前三，其中，冰山牌漂白的确良荣获了金牌产品的称号。全市纺织工业一年上缴的利税，占全市财政收入的10%。（1979年9月21日《北京日报》3版，《漫步京东“纺织城”》）
1979年北京展销会上，京棉三厂生产的京棉牌纯棉宽幅平布亮相。
优秀的成绩掀起市场上的“棉纺热”，但首都工业需要更优化的发展。1981年，北京市工业系统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轻纺工业。具备“首都特点”的棉纺织产业，首要的就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不断丰富首都市场。据市纺织局统计，当年1—7月试制新产品38种，生产的新花色、新品种达6206种。棉纱一等一级品率、精纺毛织品和毛线入库一等品率、丝织品一等品率，与1980年同期相比均有提高。
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明确，北京的工业建设规模要严加控制，工业发展主要依靠技术进步。
京棉二厂论规模曾是“中国之最”，论反应也最快。该厂迅速做出调整，将生产“三高一难”，即高档次、高质量、高附加值、有一定生产难度的产品定为目标，并且率先实现按国际质量标准组织生产，让国际上备受欢迎的“无接头纱”首次在中国“落了户”。
上世纪90年代，京棉一厂生产的高级府绸、京棉二厂生产“铜亭”牌纯棉精梳纱闻名全国，另外还有“景山”牌棉纱、“灯笼”牌氨纶纱、“珍珠”牌坯布等产品在国际纺织制造业名列前茅。
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北京作为首都在上世纪80年代就摸索实践的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有了更明确的思路。
北京纺织城所在地原来是地广人稀的东郊，但随着城市化的扩展，已成为人口密集区，显然不再适合设置工厂。按照北京工业布局的新规划，1997年京棉一厂、二厂、三厂整合为北京京棉集团，厂房设在顺义。从此，八里庄一带不再有纺织车间的机器轰鸣声，取而代之的是鑫帝大厦、华堂商场等商业设施，北京纺织业进入了世纪之交的转型期。
顺应时代之变，北京仍在与时俱进。
1998年北京市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以纺织行业棉纺压锭减员增效为突破口，推动工业的调整和发展”作为国企解困的思路。当年4月13日，北京棉纺集团首批一万锭落后细纱机，当着各有关部门监销员的面，被倒入转炉红通通的炉膛中……此举打响了京城压缩棉纺纱锭的“第一炮”，拉开了以纺织为突破口，实现国有企业脱困与改革目标攻坚战的序幕。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沿市场化方向深入推进，京棉巨轮通过兼并、转移、破产等途径，开启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之旅。先是北京印染厂、纺织机械厂，而后是京棉一厂、京棉三厂，最后，盛极一时的京棉二厂也在2006年进行改革重组。
“老纺织”转身文创再立潮头
2008年8月，一则“京棉二厂老厂址要建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消息引发人们关注。原本京棉二厂的土地也计划像京棉一厂、三厂那样进行房地产开发，一次性收益颇丰，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呢？
京棉集团将目光投向文创产业，与当时工业遗存资源保护和再利用愈加受到重视有关。
2004年北京总规第五次修编后，明确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工业资源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结合，与首都功能定位相符。2007年11月，北京市工促局、规划委、文物局联合发布了《北京市保护利用工业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指导意见》，探讨建立工业遗产的评价标准和认定机制，对其进行保护。（2008年1月23日《北京日报》5版，《工业遗迹将登文保名录》）
北京市规划委相关负责人透露，改建文化创意产业园，一方面可以保护工业文化遗存，延续城市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可实现产业升级，获得长期收益。
2011年9月，占地面积相当于半个798园区的原京棉二厂重新开放，变身为容纳125家优质创意企业、年产值100亿元的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园仪式现场，大屏幕上密密麻麻排列着来头不小的入驻企业LOGO：昌荣传播公司、东方风行集团、安世亚太科技公司、华策影视公司……高端产业、国际化、总部型，是这些入驻企业的特色。
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将纺织业列入北京市坚决淘汰产业范围，“纺织”既不适应北京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也与北京城市战略定位不相符。2016年，北京纺织印染、服装加工生产业态全面转出北京地区。它们所属的老国企北京纺织控股，也宣布更名为时尚控股，走上了一条时尚之路。
抢先一步，便是不一样的天地。在“老纺织”纷纷退场的同时，京棉二厂已凭借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再度“C位出道”，成为老旧厂房华丽转身的典范。它既是新兴的创业和创意园区，也是北京城市文化的新景观。2015年10月，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从全市百余家园区中脱颖而出，入选北京市首批4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这意味着它在政策先行先试、资金优先扶持、搭建服务平台、优化人才服务、保障项目审批等方面将获得更加有力的支持。
2018年10月，来自20个国家23家媒体的记者来到朝阳区，参观转型升级后的老旧厂房。在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京棉二厂老厂房改造成为46栋花园式低密度工作室的创意、近百家文化创意企业在这里创造500亿元年产值的成绩，让外国记者赞叹不已。他们纷纷表示，要把中国经验带回自己的国家。
随着北京打造全国文化中心，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越来越多老旧厂房再利用的故事在北京上演。“东有莱锦，西有永乐”——这个“永乐”指的是位于丰台区造甲街的永乐文智园，其前身是京棉二厂分厂。昔日的老厂房，如今已成为一个集文创中心、全智能路演中心、办公、文化书店、文化产品交流展示、创意工作室、品牌商铺、特色餐饮、休闲健身等于一体的融合功能空间，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从位置上看，永乐文智园与丰台火车站相距仅1.2公里，随着丰台站站城一体化发展，它将成为城南地区新的文化亮点。（2021年2月18日《北京日报》2版，《65岁老棉纺厂编织“文创梦”》）
纺织，曾是首都工业的一面旗帜，是新中国对外展示的窗口。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它成为了北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排头兵。如今“老纺织”编织着新时代的“文创梦”，乘上东风，再立潮头。
（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免税龙头”拿下2022香港最大IPO】
时隔一个月，“免税店一哥”取代“锂王”，成为今年香港最大IPO。
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中免”）于8月19日确定了赴港二次上市，发行价为158港元/股，共计发行1.03亿股普通股，公司将于8月25日正式在港交所上市交易。
中国中免有望成为2022年港股规模最大的一场IPO。按发行价计算，中免此次赴港上市募资金额将达162.74亿港元，这将打破7月份由天齐锂业创造的134亿港元融资纪录。
为保证这场最大规模IPO顺利进行，中国中免引入9名基石投资者。当中不乏韩国知名化妆品集团爱茉莉（认购7.85亿港元）、泸州老窖（认购6.22亿港元）等消费行业头部企业，以及大型央企、基金企业等，合计认购62.38亿港元的发售股份。
在赴港股二次上市之前，中国中免已是A股市场一支千亿“白马股”。在2020年短短一年时间里，中国中免股价不断创新高，翻了近四倍，市值一度飙升至7800亿。
但在之后的仓位轮动中，中国中免也体验了一波“极限捧杀”。如今，中国中免的总市值约3671亿元，与高位相比，蒸发了近4000亿。
全球第一免税，三年入账1683亿
中国中免成立于1984年，是全球最大旅游零售运营商。
公司经历过一次“弃旅从商”的改名，之前叫中国国旅，业务涵盖了旅行社+免税业务。2020年6月，在海南离岛免税政策不断利好下，公司决定剥离旅行社业务，all in免税业务并改名中国中免。目前公司免税业务主要包括烟酒、香化等免税商品的批发、零售。
由于受到特许经营政策的影响，我国的免税行业竞争格局清晰。目前，国内只有8家企业拥有经营免税业务的资格，分别是中免、深免、珠免、中出服、中侨、王府井、海旅投和海发控。
中免是中国免税行业的绝对龙头。手握3块免税牌照，是这8家中持有免税牌照最多的企业。背后的控购股东是国资委全资控股的中国旅游集团，持股53.3%。
近两年，国人境外消费回流，呈现出了强大的奢侈品购买力。2020 年全球奢侈品市场因疫情大幅萎缩，但中国境内奢侈品消费却逆势增长 48%。
中国中免也顺势被中高端消费者捧上全球免税第一的宝座。招股书显示，按照销售收入计算，中国中免的全球排名在过去10年里不断提升，已于2020年及2021年位列全球第一。
2021年，中国中免占全球旅游零售行业市场份额的24.6%，并拥有全国最多的免税店，在国内免税市场份额达86%，超过第二位企业20倍。
在上海从事金融工作的Dunn表示，手里的钱投到哪里都不踏实，还不如到海南包个游艇，度个假，免税店购购物，买点奢侈品都能保值。
许是像Dunn一样中高端消费者不在少数，中国中免在过去三年业绩逆势增长。
招股书显示，2019年至2021年，中国中免的营业收入分别为480.13亿元、525.98亿元及676.76亿元；净利润分别为54.71亿元、71.09亿元及124.41亿元。收入复合年增长率达18.7%，净利润复合年增长率达50.8%。
具体来看，中免的业绩增长，主要源于海南离岛业务、线上及有税商品的销售。
首先，离岛免税政策是指对乘飞机、火车、轮船离岛旅客实行部分限免进口税的优惠政策。
海南是继日本冲绳岛、韩国济州岛和马祖、金门之后，全球第4个实施离岛免税政策的区域。近年来，海南离岛免税政策不断利好，岛旅客每年每人免税额度从3万元提升至10万元，不限次数，且取消单件商品8000元免税限额规定；再来，离岛免税商品品种由38种增至45种，其中新增加了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消费产品以及酒类、茶叶等。
这让海南也一跃成为全国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显示，2021中国离岛免税商品销售市场规模达到452亿元，2019-2021年复合增长率达83%。
从上海跑到三亚度假的Dunn戏谑道，“走在三亚的大马路上几乎看不到人，人全挤在免税店。”
这话一点也不夸张。仅海南的5家离岛免税店就给中国中免贡献了七成收入。
2021年，单是海南的5家离岛免税店，就为中免贡献了69.5% 的收入。要知道，中免旗下免税店数量近200家，但63%的门店依然处于暂时关闭状态，只有26%的门店恢复了正常运营，11%的门店恢复运营但减少了容量。
所以，海南的离岛业务已成为中免最大的营收支柱。
跨界玩电商，线上收入已是免税品3倍
除了离岛业务，线上销售和有税商品销售也逐渐成为中免瞄准的新方向。
多数人可能以为购买免税品，需要凭机票、出入境记录或者飞到海南才行。事实上，免税品早已不再是线下购物专属。
中国中免早在2020年就已推出线上销售渠道，而且大部分商品不需要机票就可以直邮到家，俨然是一副跨境电商的模样。
官网显示，中免“cdf会员购”小程序于2020年11月正式上线。据悉，上海、海南、北京免税店的商品都可以在小程序直接买到。目前，其会员数已超过2200万，2022年目标是2600万。
自2020年2月起，中国中免缴纳了滞销库存免税品关税，并通过线上渠道销售。翻译一下就是，中免“自掏腰包”把免税品的关税给交上了，消费者可以放心购买“滞销的免税品”。
不过，这也让中国中免的毛利率明显下降。招股书显示，2019-2021年，中国中免的毛利率分別为51.1%、38.9%和32.9%。主要原因是销售成本增加，其中就包括有税商品支付的关税、消费税、其他相关税项增加以及使用折扣和促销。
近年来，中免的有税商品销售收入占比大幅上升。招股书显示，2019年至2022第一季度，有税商品收入占比分别为2.4%、37.5%、35.5%以及31.3%。其中，绝大部分来自香化商品，如香水、彩妆、护肤品等。
而且主要是通过线上销售实现的。招股书显示，2021年，中免线上销售收入为318.64亿元，占2021年总收入的47%；其中，有税线上销售收入为235.81亿元，免税线上销售收入为82.83亿元。
因此，中免已经不局限于免税品，开始去抢跨境电商的“饭碗”。
虽说中免涉水“电商”不久，但在上游供应链方面具备天然优势，全球绝大多数顶级奢侈品牌都是中免的供应商，光靠“正品+免税”这两个字眼，中免就足以“降维打击”一众奢侈品电商了。
奢侈品电商们的日子从2020开始就不太好过。先是呼哈网、网易尚品、品聚网、尚品网、尊酷网相继关闭。后有“奢侈品电商第一股”司库开始由盈转亏，最近司库的破产消息更是“越传越真”，几度霸占热搜。
一旦寺库退市破产，将意味着国内奢侈品电商平台 " 全军覆没 "。京东创始人刘强东曾说：" 垂直电商，不是它的平台有价值，而是品牌有价值，所以只有垂直品牌可以存活。"
目前，像天猫、京东等大型综合电商平台都在发力奢侈品品牌，品牌方也乐于跟头部渠道合作。这就造成了垂直电商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不是被并购、就是申请破产，能活下来的垂直电商已经所剩无几。
免税牌照松动，蝴蝶效应引行业联动
中免之所以拓展入局“跨境电商”，另一原因是近年免税市场的格局稍有松动，不少公司开始惦记在免税市场上“分一杯羹”。
原本免税牌照具有稀缺性，获取难度很大。长期以来，国内只有中免、日上免税行、海免、珠免、深免、中出服、中侨等七家企业拥有免税业牌照。
但为了拉动国内消费，免税牌照的发放开始松动。2020年6月，我国第八张免税牌照被王府井拿下。此消息一出瞬间引起热议，免税市场也由此划开了一个口子。
随后，国内掀起了一阵免税牌照的申报热。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7月，已经有百联股份、岭南控股、大商股份、欧亚集团、南宁百货、步步高、友阿股份、中百集团等A股上市公司，向政府相关部门提出了免税品经营资质的申请。
“免税店最大的好处，便是它所带有的蝴蝶效应。”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宋向清曾指出。免税店的建设，除了直接带动消费，还可以带动城市旅游、物流快递、航空业、交通运输、包装等多行业联动发展，可以刺激内需扩大消费、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比于海外成熟的免税市场，我国免税市场仍处于发展阶段。目前，韩国免税市场拥有超1400亿人民币规模，占全球份额的20%以上，其中，近七成市场是由中国人贡献的。而我国的免税市场只有百亿规模，占比全球份额不到10%。
海外免税运营商拥有较为成熟的市场布局。比如，瑞士的Dufry、韩国的新罗，从事免税业务分别有69年、35年之久，均拥有超过1000家合作品牌商。再加上成熟的供应链系统，也让他们的免税品议价更有竞争力。
瑞银证券中国区休闲行业主管陈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免税在中国是特许经营的行业。政府发展免税业务，是为了吸引国人海外消费回流，中国免税企业的竞争对手是海外的免税运营商。”
疫情后，全球免税巨头逐渐恢复，他们无一不觊觎着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新罗网上免税店的300多种化妆品和保健食品，于今年7月中旬登陆中国购物网站；Dufry也宣布将与阿里巴巴组建中国合资公司，推进国内的旅游零售业务。
海外免税巨头的进入，一定程度上会对中免的地位造成威胁。这或许也是中免冲刺港股的源动力之一。（投中网）
时隔一个月，“免税店一哥”取代“锂王”，成为今年香港最大IPO。
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中免”）于8月19日确定了赴港二次上市，发行价为158港元/股，共计发行1.03亿股普通股，公司将于8月25日正式在港交所上市交易。
中国中免有望成为2022年港股规模最大的一场IPO。按发行价计算，中免此次赴港上市募资金额将达162.74亿港元，这将打破7月份由天齐锂业创造的134亿港元融资纪录。
为保证这场最大规模IPO顺利进行，中国中免引入9名基石投资者。当中不乏韩国知名化妆品集团爱茉莉（认购7.85亿港元）、泸州老窖（认购6.22亿港元）等消费行业头部企业，以及大型央企、基金企业等，合计认购62.38亿港元的发售股份。
在赴港股二次上市之前，中国中免已是A股市场一支千亿“白马股”。在2020年短短一年时间里，中国中免股价不断创新高，翻了近四倍，市值一度飙升至7800亿。
但在之后的仓位轮动中，中国中免也体验了一波“极限捧杀”。如今，中国中免的总市值约3671亿元，与高位相比，蒸发了近4000亿。
全球第一免税，三年入账1683亿
中国中免成立于1984年，是全球最大旅游零售运营商。
公司经历过一次“弃旅从商”的改名，之前叫中国国旅，业务涵盖了旅行社+免税业务。2020年6月，在海南离岛免税政策不断利好下，公司决定剥离旅行社业务，all in免税业务并改名中国中免。目前公司免税业务主要包括烟酒、香化等免税商品的批发、零售。
由于受到特许经营政策的影响，我国的免税行业竞争格局清晰。目前，国内只有8家企业拥有经营免税业务的资格，分别是中免、深免、珠免、中出服、中侨、王府井、海旅投和海发控。
中免是中国免税行业的绝对龙头。手握3块免税牌照，是这8家中持有免税牌照最多的企业。背后的控购股东是国资委全资控股的中国旅游集团，持股53.3%。
近两年，国人境外消费回流，呈现出了强大的奢侈品购买力。2020 年全球奢侈品市场因疫情大幅萎缩，但中国境内奢侈品消费却逆势增长 48%。
中国中免也顺势被中高端消费者捧上全球免税第一的宝座。招股书显示，按照销售收入计算，中国中免的全球排名在过去10年里不断提升，已于2020年及2021年位列全球第一。
2021年，中国中免占全球旅游零售行业市场份额的24.6%，并拥有全国最多的免税店，在国内免税市场份额达86%，超过第二位企业20倍。
在上海从事金融工作的Dunn表示，手里的钱投到哪里都不踏实，还不如到海南包个游艇，度个假，免税店购购物，买点奢侈品都能保值。
许是像Dunn一样中高端消费者不在少数，中国中免在过去三年业绩逆势增长。
招股书显示，2019年至2021年，中国中免的营业收入分别为480.13亿元、525.98亿元及676.76亿元；净利润分别为54.71亿元、71.09亿元及124.41亿元。收入复合年增长率达18.7%，净利润复合年增长率达50.8%。
具体来看，中免的业绩增长，主要源于海南离岛业务、线上及有税商品的销售。
首先，离岛免税政策是指对乘飞机、火车、轮船离岛旅客实行部分限免进口税的优惠政策。
海南是继日本冲绳岛、韩国济州岛和马祖、金门之后，全球第4个实施离岛免税政策的区域。近年来，海南离岛免税政策不断利好，岛旅客每年每人免税额度从3万元提升至10万元，不限次数，且取消单件商品8000元免税限额规定；再来，离岛免税商品品种由38种增至45种，其中新增加了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消费产品以及酒类、茶叶等。
这让海南也一跃成为全国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显示，2021中国离岛免税商品销售市场规模达到452亿元，2019-2021年复合增长率达83%。
从上海跑到三亚度假的Dunn戏谑道，“走在三亚的大马路上几乎看不到人，人全挤在免税店。”
这话一点也不夸张。仅海南的5家离岛免税店就给中国中免贡献了七成收入。
2021年，单是海南的5家离岛免税店，就为中免贡献了69.5% 的收入。要知道，中免旗下免税店数量近200家，但63%的门店依然处于暂时关闭状态，只有26%的门店恢复了正常运营，11%的门店恢复运营但减少了容量。
所以，海南的离岛业务已成为中免最大的营收支柱。
跨界玩电商，线上收入已是免税品3倍
除了离岛业务，线上销售和有税商品销售也逐渐成为中免瞄准的新方向。
多数人可能以为购买免税品，需要凭机票、出入境记录或者飞到海南才行。事实上，免税品早已不再是线下购物专属。
中国中免早在2020年就已推出线上销售渠道，而且大部分商品不需要机票就可以直邮到家，俨然是一副跨境电商的模样。
官网显示，中免“cdf会员购”小程序于2020年11月正式上线。据悉，上海、海南、北京免税店的商品都可以在小程序直接买到。目前，其会员数已超过2200万，2022年目标是2600万。
自2020年2月起，中国中免缴纳了滞销库存免税品关税，并通过线上渠道销售。翻译一下就是，中免“自掏腰包”把免税品的关税给交上了，消费者可以放心购买“滞销的免税品”。
不过，这也让中国中免的毛利率明显下降。招股书显示，2019-2021年，中国中免的毛利率分別为51.1%、38.9%和32.9%。主要原因是销售成本增加，其中就包括有税商品支付的关税、消费税、其他相关税项增加以及使用折扣和促销。
近年来，中免的有税商品销售收入占比大幅上升。招股书显示，2019年至2022第一季度，有税商品收入占比分别为2.4%、37.5%、35.5%以及31.3%。其中，绝大部分来自香化商品，如香水、彩妆、护肤品等。
而且主要是通过线上销售实现的。招股书显示，2021年，中免线上销售收入为318.64亿元，占2021年总收入的47%；其中，有税线上销售收入为235.81亿元，免税线上销售收入为82.83亿元。
因此，中免已经不局限于免税品，开始去抢跨境电商的“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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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品电商们的日子从2020开始就不太好过。先是呼哈网、网易尚品、品聚网、尚品网、尊酷网相继关闭。后有“奢侈品电商第一股”司库开始由盈转亏，最近司库的破产消息更是“越传越真”，几度霸占热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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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国内掀起了一阵免税牌照的申报热。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7月，已经有百联股份、岭南控股、大商股份、欧亚集团、南宁百货、步步高、友阿股份、中百集团等A股上市公司，向政府相关部门提出了免税品经营资质的申请。
“免税店最大的好处，便是它所带有的蝴蝶效应。”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宋向清曾指出。免税店的建设，除了直接带动消费，还可以带动城市旅游、物流快递、航空业、交通运输、包装等多行业联动发展，可以刺激内需扩大消费、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比于海外成熟的免税市场，我国免税市场仍处于发展阶段。目前，韩国免税市场拥有超1400亿人民币规模，占全球份额的20%以上，其中，近七成市场是由中国人贡献的。而我国的免税市场只有百亿规模，占比全球份额不到10%。
海外免税运营商拥有较为成熟的市场布局。比如，瑞士的Dufry、韩国的新罗，从事免税业务分别有69年、35年之久，均拥有超过1000家合作品牌商。再加上成熟的供应链系统，也让他们的免税品议价更有竞争力。
瑞银证券中国区休闲行业主管陈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免税在中国是特许经营的行业。政府发展免税业务，是为了吸引国人海外消费回流，中国免税企业的竞争对手是海外的免税运营商。”
疫情后，全球免税巨头逐渐恢复，他们无一不觊觎着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新罗网上免税店的300多种化妆品和保健食品，于今年7月中旬登陆中国购物网站；Dufry也宣布将与阿里巴巴组建中国合资公司，推进国内的旅游零售业务。
海外免税巨头的进入，一定程度上会对中免的地位造成威胁。这或许也是中免冲刺港股的源动力之一。（投中网）
河北省宁晋县一“带病地产项目”或涉违规
宁晋县地处河北省中南部，位于石家庄、邢台、衡水三市交汇处，区域优势较为明显，中国电线电缆之乡、中国休闲服装名城等荣誉称号也成为宁晋开放招商的区域“名片”。随着经济的发展，该县城市建设水平也日新月异。
河北省宁晋县康桥四季二期项目系永兴庄村城中村改造项目，该项目由河北昌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实施（以下简称昌明房地产公司），数年来，因为手续并未完善，昌明房地产公司单方面就拆迁项目与当地居民协商搬迁事宜，但因补偿方案与村民未能达成一致，至今仍有多户村民未搬迁。
不仅如此，该项目至今仍未动工，而且在并未取得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就提前预售，导致多数业主在交纳康桥四季二期首付款三年以来仍未能看到自己购买的楼房身影。当地相关职能部门称，该项目涉嫌非法集资或诈骗。
时至今日，未完成拆迁的村民已经居住了近30年的住宅被指成违章建筑。然而，记者采访宁晋县凤凰镇人民政府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均未获得相应的回复意见。
购房三年至今仍未开工
家住河北省宁晋县的张先生和王先生，时常前往永兴庄村看望这片用于建设自己三年前所购买期房的拆迁地，因目前拆迁工作仍未完成，项目至今日未能开工，交房更是遥遥无期。
张先生告诉记者，自己目前唯一能做的是，一次次地前往永兴庄村看望这片拆迁地，张先生表示，事情要从三年前说起，当时，因自己抵挡不住优惠的诱惑，向昌明房地产公司交纳20余万首付款，用于购买康桥四季二期住宅楼，彼时，拆迁工作刚刚启动，但时至今日，仍有多户村民未完成搬迁，即便现在开工建设，交房也得等到三年以后，更何况还遥遥无期呢。张先生还表示，自己对三年前的购房行为后悔不已。
王先生告诉记者，对于康桥四季二期项目交房至今看不到希望，此外，交纳首付款的不在少数，经常会遇到其他购房者前来所谓的项目地来看望，希望能看到自己购买的楼房的开工建设。
记者在永兴庄村家属区看到，多户村民因补偿方案不合理，目前仍然居住在此，但这些民宅，已被昌明房地产公司用蓝色的铁皮围了起来。
在项目地现场，多位不愿搬迁的居民告诉记者，其实自己并非不愿拆迁，只不过该开发商的信誉度较低，而拆迁补偿标准也非是官方的统一补偿标准，补偿标准是开发商制定的，开发商称是根据当地政府的意见来制定的，但是并没有相关的依据。
项目涉嫌违法被移交仍未果
宁晋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产管理股段晓毅告诉记者，去年8月份左右，发现康桥四季二期存在非法预售情况，该局及时对售楼部进行查封。
值得一提的是，宁晋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2021年9月1日，因康桥四季二期涉嫌违法行为，以书面形式上报至县政府办公室，至今并未给予任何处理意见。
对此，记者多次拨打宁晋县政府办公室电话进行了解并对宁晋县刘志奇县长提出采访请求，其工作人员表示，会将相应情况上报给相关领导，并向记者回复，截稿前，并未获得相关回复意见。
“康桥四季二期项目至今未取得用地手续，我局目前无法以非法预售对其作出行政处罚，该项目非法预售情况，要么按非法集资处理，要么按诈骗处理”。段晓毅说。
段晓毅向记者介绍，为防止形成非法集资，我们一直在对该项目进行巡查，此外，多年以来，我局对宁晋县已取得预售证的楼盘每个月会通过媒体向社会进行公布，让群众理性购房。
北京一资深法律人士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之规定,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楼盘禁止预售。从行业规范性行为来看，相关预售行为要求的预售证，是一种对开发商的行为约束，但是，这背后也有深层次的风险防范目的，即防止通过非法预售行为非法集资。
实际上，对于房地产领域的非法集资防范措施，早在2011年最高法《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1项就有所规定，即“不具有房产销售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以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销售房产份额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
就康桥四季二期地产项目而言，因为该项目在不具备土地、规划、建设等基础手续的前提下就已经公开预售了，所以，当地住建局对该项目的定性和采取的措施并无不妥。
近三十年住宅变违建
宁晋县永兴庄村家属区一居民告诉记者，自己的住宅建设于九十年代，亦办理了土地使用手续，自该村拆迁工作实施以来，昌明地产公司仅一次安排人员登门与自己协商补偿方案，但协商未达成一致，令人不解的是，2022年7月22日，宁晋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自己送达一份“建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自己居住近三十年的房子，被指成为违法建筑。
记者注意到，该居民收到的“建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显示，“你（单位）因未办理规划许可证等规划手续，擅自建设位于永兴庄土地范围内老308西侧的建筑，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三十二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本机关拟对你（单位）作出限期十五日内自行拆除的行政处罚”。
除此之外，记者走访永兴庄村多户未拆迁的村民，均收到内容相同的“建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当地居民均无奈的表示，自己居住了近30年的房屋居然成了违章建筑，而且宁晋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通知的时间节点和方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跟此地产拆迁项目有关。
为何已办理土地使用手续的房子，又变成了违法建筑？在宁晋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该局工作人员表示，了解相应工作的工作人员均不在，其表示，会将相应情况向相关负责人反映并给记者回复。
对此，记者又向宁晋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李俐辉局长提出采访，截至发稿，均未获任何回复意见。
在凤凰镇政府，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同样表示会将相应情况进行上报，但是截稿前亦未收到任何回复意见。
不愿搬迁的居民纷纷对记者表示，因为昌明房地产公司没有合法的手续而且也不具备房屋征收和拆迁的法定资格，如果房屋被征收拆迁了，自己可能会面临财产损失。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被拆迁的房屋毕竟已经近30年了，有历史原因，而当地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也应充分考虑其客观情况，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很多，比如是不是可以考虑补办规划手续、有效的沟通等等，方法不当可能也会造成居民和当地政府职能部门矛盾。当然，在此时来走相应的执法程序也未免有替开发商铺路之嫌。
宁晋县地处河北省中南部，位于石家庄、邢台、衡水三市交汇处，区域优势较为明显，中国电线电缆之乡、中国休闲服装名城等荣誉称号也成为宁晋开放招商的区域“名片”。随着经济的发展，该县城市建设水平也日新月异。
河北省宁晋县康桥四季二期项目系永兴庄村城中村改造项目，该项目由河北昌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实施（以下简称昌明房地产公司），数年来，因为手续并未完善，昌明房地产公司单方面就拆迁项目与当地居民协商搬迁事宜，但因补偿方案与村民未能达成一致，至今仍有多户村民未搬迁。
不仅如此，该项目至今仍未动工，而且在并未取得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就提前预售，导致多数业主在交纳康桥四季二期首付款三年以来仍未能看到自己购买的楼房身影。当地相关职能部门称，该项目涉嫌非法集资或诈骗。
时至今日，未完成拆迁的村民已经居住了近30年的住宅被指成违章建筑。然而，记者采访宁晋县凤凰镇人民政府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均未获得相应的回复意见。
购房三年至今仍未开工
家住河北省宁晋县的张先生和王先生，时常前往永兴庄村看望这片用于建设自己三年前所购买期房的拆迁地，因目前拆迁工作仍未完成，项目至今日未能开工，交房更是遥遥无期。
张先生告诉记者，自己目前唯一能做的是，一次次地前往永兴庄村看望这片拆迁地，张先生表示，事情要从三年前说起，当时，因自己抵挡不住优惠的诱惑，向昌明房地产公司交纳20余万首付款，用于购买康桥四季二期住宅楼，彼时，拆迁工作刚刚启动，但时至今日，仍有多户村民未完成搬迁，即便现在开工建设，交房也得等到三年以后，更何况还遥遥无期呢。张先生还表示，自己对三年前的购房行为后悔不已。
王先生告诉记者，对于康桥四季二期项目交房至今看不到希望，此外，交纳首付款的不在少数，经常会遇到其他购房者前来所谓的项目地来看望，希望能看到自己购买的楼房的开工建设。
记者在永兴庄村家属区看到，多户村民因补偿方案不合理，目前仍然居住在此，但这些民宅，已被昌明房地产公司用蓝色的铁皮围了起来。
在项目地现场，多位不愿搬迁的居民告诉记者，其实自己并非不愿拆迁，只不过该开发商的信誉度较低，而拆迁补偿标准也非是官方的统一补偿标准，补偿标准是开发商制定的，开发商称是根据当地政府的意见来制定的，但是并没有相关的依据。
项目涉嫌违法被移交仍未果
宁晋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产管理股段晓毅告诉记者，去年8月份左右，发现康桥四季二期存在非法预售情况，该局及时对售楼部进行查封。
值得一提的是，宁晋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2021年9月1日，因康桥四季二期涉嫌违法行为，以书面形式上报至县政府办公室，至今并未给予任何处理意见。
对此，记者多次拨打宁晋县政府办公室电话进行了解并对宁晋县刘志奇县长提出采访请求，其工作人员表示，会将相应情况上报给相关领导，并向记者回复，截稿前，并未获得相关回复意见。
“康桥四季二期项目至今未取得用地手续，我局目前无法以非法预售对其作出行政处罚，该项目非法预售情况，要么按非法集资处理，要么按诈骗处理”。段晓毅说。
段晓毅向记者介绍，为防止形成非法集资，我们一直在对该项目进行巡查，此外，多年以来，我局对宁晋县已取得预售证的楼盘每个月会通过媒体向社会进行公布，让群众理性购房。
北京一资深法律人士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之规定,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楼盘禁止预售。从行业规范性行为来看，相关预售行为要求的预售证，是一种对开发商的行为约束，但是，这背后也有深层次的风险防范目的，即防止通过非法预售行为非法集资。
实际上，对于房地产领域的非法集资防范措施，早在2011年最高法《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1项就有所规定，即“不具有房产销售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以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销售房产份额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
就康桥四季二期地产项目而言，因为该项目在不具备土地、规划、建设等基础手续的前提下就已经公开预售了，所以，当地住建局对该项目的定性和采取的措施并无不妥。
近三十年住宅变违建
宁晋县永兴庄村家属区一居民告诉记者，自己的住宅建设于九十年代，亦办理了土地使用手续，自该村拆迁工作实施以来，昌明地产公司仅一次安排人员登门与自己协商补偿方案，但协商未达成一致，令人不解的是，2022年7月22日，宁晋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自己送达一份“建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自己居住近三十年的房子，被指成为违法建筑。
记者注意到，该居民收到的“建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显示，“你（单位）因未办理规划许可证等规划手续，擅自建设位于永兴庄土地范围内老308西侧的建筑，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三十二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本机关拟对你（单位）作出限期十五日内自行拆除的行政处罚”。
除此之外，记者走访永兴庄村多户未拆迁的村民，均收到内容相同的“建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当地居民均无奈的表示，自己居住了近30年的房屋居然成了违章建筑，而且宁晋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通知的时间节点和方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跟此地产拆迁项目有关。
为何已办理土地使用手续的房子，又变成了违法建筑？在宁晋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该局工作人员表示，了解相应工作的工作人员均不在，其表示，会将相应情况向相关负责人反映并给记者回复。
对此，记者又向宁晋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李俐辉局长提出采访，截至发稿，均未获任何回复意见。
在凤凰镇政府，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同样表示会将相应情况进行上报，但是截稿前亦未收到任何回复意见。
不愿搬迁的居民纷纷对记者表示，因为昌明房地产公司没有合法的手续而且也不具备房屋征收和拆迁的法定资格，如果房屋被征收拆迁了，自己可能会面临财产损失。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被拆迁的房屋毕竟已经近30年了，有历史原因，而当地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也应充分考虑其客观情况，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很多，比如是不是可以考虑补办规划手续、有效的沟通等等，方法不当可能也会造成居民和当地政府职能部门矛盾。当然，在此时来走相应的执法程序也未免有替开发商铺路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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